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圆满结束，国家步入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轨道。然而，在此之际，原本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演变为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政治风波。一场波及十年、给党和国家及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根本意图，在于防范资本主义的回流、捍卫党的纯洁性以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然而，此时他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误判已经严重到极点，坚信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倾向，党和国家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威胁；往昔的农村“四清”运动、城市“五反”运动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均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唯有采取坚决的行动，公开、全面、自下而上地动员广大民众，方能使党和国家内部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夺回所谓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这便成为了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层面上起主导作用的关键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二月之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把手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会议，着手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为“二月提纲”），旨在对学术批判领域内显现的“左”倾偏向实施适度制约。该提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讨论中获得通过，并经向身处武汉的毛泽东同志汇报后，于2月12日正式向全党传达。
在“二月提纲”拟定之际，江青在林彪的鼎力支持下，于上海举办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形成的《纪要》指出，文艺领域正遭受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独裁统治，并呼吁开展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峻的政治指责，不仅指向了文艺界，亦波及至部分中央领导。
在《海瑞罢官》受到批判的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幸遭遇诬陷，其职务被剥夺；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则被冠以“篡军反党”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软禁之苦。到了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及北京市委因被指控庇护恶人、压制左翼势力，而受到指责。随后，彭真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亦被暂停职务。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主持下，党中央作出决策，派遣工作组进驻大中小学，以协助领导运动并力求恢复局势的稳定。在工作组参与领导运动的过程中，虽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却与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愈发激化。在对待运动的态度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逐渐加剧，变得尖锐对立。工作组被指责“实则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随后，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了工作组。
自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中全会隆重召开。在会议进程中，毛泽东同志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明确指出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机构，其锋芒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指导方针，其中对运动的目标、依靠的力量以及方法等关键性问题作出了存在严重偏差的规定。此外，全会还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得以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发动的理念，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党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战争后，迅速跨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面对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的认识。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丰富阶级斗争经验，使得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新矛盾时，往往容易照搬和延续旧有模式，将某些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误认为主导力量，并以此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来加以解决。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中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也容易被误用作构建理想社会的依据。对于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得人们愈发陷入阶级斗争扩大的误区。坚持这种误区被视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使命，而对这种误区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则难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反对。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顶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也随之滋生。加之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未能顺利推进，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之手，这使得即便是最受人民尊敬的领袖所犯的错误也难以得到纠正，同时也使得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得以利用这种环境，得势猖獗。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伊始，于张春桥与姚文元的精心策划之下，上海市的造反派成功夺取了市内党政领导的核心权力。此一夺权行动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认可。进入一月中旬至下旬，一场由造反派主导的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这股夺权狂潮一旦启动，便势不可挡，迅速演变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动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遏制混乱局面的蔓延，毛泽东同志呼吁群众团体达成广泛的团结，公正对待干部，并派遣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即支援左派、支持工农业生产、支援农业、实施军事管制、进行军事训练）。此外，他还部署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教育机构，并发布了众多命令和布告，旨在遏制武斗的扩散，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尽管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但它们对于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经过长达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荡和复杂的权力争夺战，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些革委会集中了党和政府的权力，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筹备党的九大，八届十二中全会得以召开。面对党内生活极度混乱的局面，会议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主导编造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所有职务”。一年之后，刘少奇蒙受冤屈，病逝于世。这起事件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重大的冤案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与会代表共计1512人。彼时，全国党员总数达2200万，然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及基层党组织大多尚未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亦未恢复。此次大会自始至终沉浸在浓厚的个人崇拜氛围之中。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发表政治报告，其核心内容为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大力宣扬该理论的“伟大贡献”以及这场“革命”的辉煌成就，却对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只字未提。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该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判断完全错误。大会通过的党章中，虽无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明显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的核心成员和亲信占据了半数以上，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众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却被排除在外。九大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增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此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指导方针均存在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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